春 节 印 象

       “三儿祭灶，四儿扫屋，五蒸馍馍，六杀猪，七、八砰嚓、砰嚓。”“新年到，新年到，闺女儿要花儿，小子儿要炮儿，老头儿要顶新毡帽儿。”这是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学会的两句关于过年的顺口溜儿。如今，每逢过年时，这两句顺口溜便油然溜到嘴边儿，儿时过年的情景也就浮现在眼前。
      腊月二十三是祭祀灶神的日子，母亲总是花上一毛钱请一张灶王爷的拓片贴在灶头，上面是用五颜六色拓成的灶神像，还歪歪扭扭地写着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从这天开始，年味儿也就日渐浓郁起来，扫屋、蒸馍、杀猪、炸丸子……大人们忙年，备年货，小孩子慌年，买炮，穿新衣服，和小伙伴们自由自在地玩儿。那时，从新年的初一到十五，有不耕、不商的习俗，人们必须备足年货，街面上也日渐热闹，天天大集，人山人海。
     尽管那时很穷，但精神很好，对过年盼得不得了，及早地买爆竹，买两盘，一盘散炮，50响；一盘鞭炮，45响，总共也花不到三块钱。春节前，每逢晴天，总是宝贝似地摆在窗台上晾晒。鞭炮到年初一下饺子时才能放，散炮是一个一个地放，但不到时候是舍不得放的。
      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放炮时的情景。一开始不敢放“大雷子”，怕炸手，都是哥哥们放，我只能放炮仗捻儿——那种机器炮，红色的，很小，不太响，大人可捏在手里放，不怕炸手。大人或胆大的小孩放炮时是很有意思的，先点一支烟，然后左手拿烟，右手拿炮，捻子一般很短，哈下腰，迅速地点燃炮捻，挺身将炮仗抛向高空，越高越好，最好是炮仗上升的过程中炸响，那沉闷的炸响，可以传得很远，炸碎的纸屑，雪花似的飘下来，纸屑越碎越是好炮。
      我们家里有个习惯，春节那天总是起得很早。母亲虽然常年有病，但她春节那天也一定早早起来，还要端着煤油灯放几个炮仗，用她的话说，只有起得早，一年才能有好运，这叫“抢利便”。我们总是在村里第一个起床，这是一种精神和寄托，就连同村有新娶媳妇的家庭，都早不过我们。起来先放炮，然后才能干别的事，洗脸、下水饺、吃饭。这时候哥嫂们也都陆续过来给父母磕头，每人一个，后来我也跟着磕。天稍亮一些，村里的其他人员也陆续开始走访、拜年、磕头，三五成群地，有说有笑地，到了家有老人的家庭，一般都要集体磕头，他们也不阻拦，甚至还及早地在堂屋门口铺好席子，让来人磕头。这样全村走下来，也就半晌午了，然后再仨一撮俩一团地分头玩。午饭还能吃上白面蒸馍，就着猪肉炖白菜粉条，那个香啊，现在无论如何也找不到。初一晚上，临睡时，母亲常常自言自语：“年跑得远喽——。”听着母亲的话，我的心里总是充满莫名而又无限的惆怅。好在接下来的一些日了还有不少亲戚可走，这种惆怅也就在不觉间散去了。
      近一年没有来往的亲戚，春节后大都要来往走动的。两到四封点心，再加上六到八个蒸馍、团子或者菜馍，装在一个用柳条编成的盖篮子里，也就是很丰盛的礼物了，用根木棍一挑，肩上一杠，步行着，一天也就走一家亲戚，后来条件好些，就骑自行车了。午饭后才能回，大都能挣到两毛或五毛的压岁钱，那种绿色的两毛钱上的长江大桥啊，从儿时的记忆深处一直延伸到眼前。
      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，对于年的记忆也在不知不觉中淡去。后来工作，到了城里住，感觉年味儿也就不是很浓了。记得在单县人行的时候，年初一起得还早一些，一个家属院的同事，还相互走走，拜拜年，后来到了菏泽，住小区单元楼，相互间都不怎么认识和来往，年初一家家大门紧闭，也就不便走访了，过年显得很清淡。现在是发达的市场经济，就连年初一也有不少商家、超市营业，什么东西都能随时随地的买到，因此也不用去过多地准备什么年货，人们也因此失去了准备年货而忙年的快乐。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，似乎天天过年，因此也就失去了对年的期盼。
     但是，儿时的春节，已经永远地烙印在我记忆的深处。